哀大學

【顏崑陽】

觀察這幾年強勢的教育決策,一種以「經濟」為招魂,「競爭力」為符咒,「經費」和「員額」為法劍的「新威權」正在日益茁壯中……

搞教育上的「文化自我殖民」

在大學裡教書、做研究二十多年,從不曾像近些年來這麼不快樂!

我的不快樂,和個人的遭遇沒什麼關係,而是因為整體的大學教育環境,這幾年間,已變到不適合有「自主性」的「人」去過了。甚至可以說,「人」根本在教育的決策中被「物化」了;剩下的只是還正在日趨擴張、繁密的法規、制度、結構、系統、策略,其宰制力非常強大,彷彿彌天蓋地的巨網。不幸的是,「人」即使可以無知到像一條「魚」,總還是會有些感覺吧!那麼,誰能回答我,在網中的魚,快樂嗎?

教育以「人」為主體,不懂「人」或不把「人」當「人」看待者,即使憑空想出再多自以為是的理論與規制,都不可能辦好教育。而人,卻是天地間最複雜的生命體。普遍的性情、心理,已不好懂了;實存於特定社會文化情境中,活生生的人性、人心更不好捉摸;懂得美國人者,並不一定就懂得台灣人。我們的教育決策者,懂得生活在台灣這個社會中的「人」嗎?在決策時,曾經虛心地瞭解他們在想些什麼、感受些什麼嗎?不管正面或負面,你所喜歡或不喜歡。假如沒有,那麼「人」就只是形同一堆棋子或積木,可以任由決策者去擺佈、拼湊。然則,人,不是被「物化」了嗎?

近些年來,教育決策最大的問題是,少數有權力作決定的「專家」和「教育官僚」,坐在「天闕」上,憑空想像著種種複雜的法規、制度、結構、系統、策略,卻忘了那都是要給凡間的「人」去做的,而「人」既不是「棋子」也不是「積木」。他們自認為有「國際眼光」,能遙遠地看到澳洲、看到美國、看到日本、看到中國大陸,卻不能切近地看到台灣當前的社會以及生活在其中的「人」。因此,澳洲在搞「九年一貫」的國民教育,我們也閉著眼睛跟著搞;美國加州在搞大學分類,我們也閉著眼睛跟著搞;日本和中國大陸在搞大學整併,我們也閉著眼睛跟著搞。這類教育上的「文化抄襲」或「文化自我殖民」,在台灣已搞了幾十年,到現在依然如此;而美其名曰「他山之石」,問題是那究竟是一塊「好石」或「壞石」,誰能確定?我們的社會文化主體性在哪裡?什麼時候,所謂「教育專家和官僚們」能用心地研究台灣這個社會,瞭解人們在想些什麼、感受些什麼,從而創設出適合台灣「人」去做的教育規制?

看近不看遠的人,注定會撞牆;然而,看遠不看近的人,也注定會踢到滿地的石塊。近些年的各項教育政策,幾乎剛起步,就被滿地石塊絆得一路踉蹌。難道,我們真的不能遠近都看看嗎?

辦大學,想要贏過別人,必須聯手起來打群架

近些年來,怎麼看教育部都不像是教育部,而只是經濟部的分支機構,職司的是「經濟人力」的培訓。

在高等教育決策中,有二種分貝最高的聲音:一是大學整併;一是提昇競爭力。把它換成白話,就是:辦大學,想要贏過別人,必須聯手起來打群架。然而,辦大學最重要的是各自追求優質的特色,而不一定非比個你輸我贏不可,「彼此競爭」真的有必要被上綱到第一義的高度嗎?

為什麼大學必須整併,才具有競爭力?他們說,因為有很多大學「人數」不夠多,各種科系不完整,「經濟規模」不夠大,競爭力就必然不足。人多就有力量,拚起經濟來就一定會贏。然而,他們卻忘了,「人」不是「物」,其「力」不可量化。人多,可以是「合作」,也可以是「互耗」;其「用」在「心」而不在「形」。假如人多就一定會贏,這個邏輯有其必然性,那麼印度絕對比新加坡超過千萬倍的競爭力;而台灣也該及早匍匐在中國大陸的腳下了,我們還需要「莊敬自強」地「拚經濟」下去嗎?

大學整併之後,人數多了,科系多了;然而,因為原本兩校各自不同的「文化」與「生態」所不可避免的人際衝突、互耗,可以預見只會降低競爭力,再費二十年都不見得恢復回來。因此,大學整併的政策,除了權宜地解決了師範院校的轉型、收拾過去廣設大學謬誤政策所造成的爛攤子、替政府節省些經費,而滿足「提昇競爭力」的幻想之外;從「人」的角度去看,實在看不出對解決教育「本質性」的問題,能產生多少正面的效用。這是為「末」而捨「本」的教育政策。

在大學整併的風潮中,我們真的充分感受到,教育體制裡,本當是「主體」的「人」消失了,至少是被「物化」了,只像是一堆沒有思想、沒有感覺的積木,可以毫無選擇地被決策者堆砌成「規劃」中更大的城堡。從來沒有所謂「專家」或「教育官僚」,步下「天闕」降臨「凡間」,虛心地聽聽被整併的兩校成千上萬的師生們,在想些什麼、感受些什麼。只聽檯面上一個空洞的聲音說:「併不併,我們尊重大學自主的選擇。」但是,檯面下卻另有一個惡狠狠的聲音說:「不配合政策去整併,就刪減經費!」學生們在校園刊物中,痛切地批判:「這是政治謀殺教育!」然而學生們的聲音距離「天闕」也太遠了。

其實,「政治謀殺教育」並不始自今日,那已經是久遠的傳統。不同的是舊政治威權時代,從腦袋所裝載的「思想」下手;現在是所謂「民主自由」的時代,就改從肚子所需求的「錢」下手。觀察這幾年強勢的教育決策,一種以「經濟」為招魂旛,「競爭力」為符咒,「經費」和「員額」為法劍的「新威權」正在日益茁壯中。而我們這些在教育前線的「人」呀!已注定只是一堆棋子或積木了。那麼,凡是還有些思想與感覺的「人」,你快樂嗎?

從校長到教師們,為錢抓狂

大學想要提高「競爭力」,當然需要「錢」。想要「錢」,就來「搶」;想要搶贏,當然就要人多勢眾。那麼,大學整併吧!聯盟吧!教育部的配套措施,就是訂立好幾種搶錢的遊戲規則。為了提高大家搶錢的需求性,便削減各大學被視為「不勞而獲」的補助款,讓你處在餓肚子的邊緣,尤其那些連走路都還不穩的新設大學,想要吃得飽,就努力撰寫計畫,按照遊戲規則來搶錢吧!

於是乎,各大學的校長、教師們,別只忙著教學、做研究與社會服務;趕緊發揮聰明才智,合縱連橫,展開資源的「合法集體掠奪」遊戲。可以想見,幼兒般的新設大學當然搶不贏壯漢般的舊大學。在「大學分類」的配套措施之下,資源被政策性地偏重在少數幾個受教育部指定為「研究型」的大學身上,而美其名曰「打造世界一流大學」。這彷彿在一個家庭中,威權的父母強制剝奪小兒子嗷嗷待哺的奶粉錢,給已經夠強壯的大兒子去吃補藥。如今,我們才明白,原來「研究型大學」不是大學自己發願定位、用心努力就能當上的,而是公權力指定出來的。教育部三令五申,禁止中小學替學生能力分班,卻自己在替大學做能力分班。如今,我們也才明白,世界一流的大學,不是靠教師們在學術上自覺的「理想」精神與「創造」能力建立出來的,而是靠政府撒下大把鈔票硬生生「打造」出來的。

這樣的政策似是而非,假如略懂人性,不用實驗也知道,大學裡的研究、教學品質還見不到提昇效果之前,人的那種「貪利好爭」的劣根性已被誘發無遺。因此,全國各大學從校長到教師們,為錢抓狂,彼此成為假想敵。不用等到站上「全球化」的舞台,去和他國競爭,我們已自家內耗到筋疲力盡;而人性也將異化到難以想像的境地。大學與大學之間更是貧富懸殊、階級分化;而一片「不平」之氣也隱然滋生。這樣的現象卻是由教育政策去引導,而發生在「人性最後堡壘」的大學裡!豈不可哀?

這果真是「時勢」所趨嗎

?被過度膨脹的「全球化競爭」是不是已成為社會集體的「被迫害妄想症」呢?教育政策真的不得不如此充滿「政客」與「商賈」色彩嗎?「競爭」是「政客」與「商賈」的基本性格,卻絕對不是「教育」的本質。教育的本質與終極目的,在乎「成人」,也就是幫助受教育者完成明辨是非、賞味美醜、判斷真假、創造公利的完整人格;這是常識而已,並非什麼高深的理論。然而,近些年來,決策者經常囂囂然高唱著「競爭力」,將它當作是教育唯一而終極的目的。「競爭力」主要取決於「人」的素質,「結構」與「策略」都屬次要。即使,因應於工商時代,不得不以「競爭力」為中心去衡定現代人的人格。「競爭力」也絕不能只簡化為人們的語文、資訊與一兩項專業知識與技能而已,甚至把「人」異化為競逐功利的「工具」。它必然是統整了專業的創造力、全方位視域的價值觀,良性的人際互動智能等人格特質。然而,似乎從未聽過教育決策者清楚正確地指示我們:「什麼樣的人格特質才具有競爭力」,而什麼樣的教育才能培養具有競爭力的人?只是一味地從大學整併的「結構」面與經費分配的「策略」面做強勢操盤,企圖藉此提昇大學「競爭力」,以期在「全球化」工商科技競爭的浪潮中收到短程的效益。教育豈可如此急功近利?這樣的教育政策,必然不可避免地對「人格」教育造成簡化、扭曲的誤導,可謂急於「用」而不知「體」。短期間,配合「拚經濟」的時潮,彷彿服用壯陽藥,表面似乎有些力氣起來;但長遠去看,卻從根元處在腐蝕台灣的人性與社會力。台灣當前的情況,從發燒、咳嗽、四肢無力的表面症狀來看,是「經濟不景氣」;但從內在體質上的免疫力去看,真正的病因卻是「人心不景氣」。不能只從「經濟」去拚經濟,而應兼從「人心」去拚經濟。「經濟」問題是經建會與經濟部的責任;「人心」問題,才是教育部的責任。台灣這個社會已「唯利是圖」、「惡質競爭」到人心惶亂,風氣敗壞,賺再多錢都不快樂,甚至很多人只要有本事就想「遠離台灣」。我們的教育決策者,即使拿不出辦法,至少也不必火上加油、推波助瀾而「為淵驅魚」啊!

教育部是經濟部的分支機構

已矣夫!教育部是經濟部的分支機構,而大學也已成為教育部分設各地的「經濟人力」培訓所,甚至是以「知識」為產品的公司或工廠。校長是總經理,院長是各部門經理,系所主管是專司某項業務的課長或組長,教師是生產線上的領班或工頭,學生是實習的工人或學徒。從總經理到各級經理、課長、領班,最迫切的任務是針對搶錢遊戲與政府所「規劃」的「知識經濟」市場,撰寫各項計畫書,為本「公司」多爭取資源。於是乎,什麼「奈米科技」、什麼「生物科技」,什麼最流行、最賺錢,就一窩蜂地計畫去研究什麼。至於學術的多元性,個人因材適學的自主性,完全模糊了,消蝕了。賺錢最多的學門,站在中心;不賺錢的學門,靠邊站。教師之間,以學術的「經濟效益」為判準的階級文化,也隱然在形成。尤有甚者,聽說還有一項政策在醞釀,即大學要新設什麼科系,教育部先「規劃」好,再由各大學撰寫計畫書來「競標」,「員額」與「經費」的成本最低者得標。看來教育「自由市場」的時代已過去了,而政府強勢主導的「計畫市場」時代也已來臨了。學術自主性強的大學與教師們,你們快樂嗎?

現今的大學校長,有時候也真是讓人同情。面對決策高層以「員額」和「經費」掐住大學七寸的高教環境,「務實」都已焦頭爛額了,想要挺胸昂首,為大學教育「成人」的「理想」高瞻遠矚地領航,戛戛乎其難哉!原本地位及責任都非常崇高的大學校長,在這時代已被「經理人化」,甚至「科員化」了。不過,我們仍然期待能出現像蔡元培、胡適、梅貽琦、傅斯年這樣立得高、挺得直的校長。

至於教師們,不能說完全沒有懷抱理想而卓然有成的人士。但是,也不可否認的,環境所趨,多的是患有「狹心症」、「冷感症」、「焦慮症」者,把自己關進研究室或實驗室,心眼中的世界,就狹窄到只剩下幾個燒杯、一部電腦或一堆圖書,對時代社會的公共議題沒有感受也不關懷。因為在過多無謂的「假性競爭」壓力下,如何大「量」地撰寫計畫,製造研究成果,為學校多賺些錢,以保住自己的飯碗,就夠他們焦慮了。奢談「理想」,就是呆子。影響所及,大學生唯功利取向而缺乏理想。這種校園文化,也就可以想見了。

大學教育在「唯功利」的價值窄視中,淪失理想,而被徹底產業化、商品化,這恐怕是高等教育史上最大的劫難。重建大學教育的「人本」精神如何可能?人,不是化學實驗室裡的元素,也不是物理槓桿上的物體,更不是經濟生產中的物料或工具。教育之務,最怕的並非沒有意見的「專家」與不做事的「官僚」,而是企圖「大有為」卻又昧於世情而不知人性人心的所謂專家、官僚們。國防、交通、經濟等,都必須「大有為」。只有教育、文化,在「有為」的行動之前,多少要有些「無為」的智慧。作之君、作之父的「大有為」政策,可能會治絲益棼,適得其反!


2003/03/28 聯合報】